近日,一篇名为《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节操值多少钱》的文章刷爆了各大社交媒体、网络社区。文章直指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大名校因接受富商廖凯原捐赠,或聘任其为教授,或为其开设课程、设立中心,而廖凯原只是“民科”水平,其研究包括“量子物理、相对论、基因工程、云计算、宇宙学、黄帝内经、老庄哲学、阴阳八卦、莎士比亚……”记者查证证实,北大和清华确曾为廖凯原开设进修课程,学生选修可获学分,而廖凯原也被聘为四校名誉校董,为之专设研究机构,并多次在全国各高校进行讲座,内容涉及“轩辕黄帝的科学法治观”等问题。

清华北大为捐款人成立研究中心 网友称失尊严

看到这个新闻,很多人可能都想知道这个廖凯原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主张?

一篇题为“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节操值多少钱”的网络文章近日走红,该文批评上述四所中国顶尖大学接受了美籍华裔廖凯原的捐款后,不仅以其名字命名受其捐资的建筑,还聘其为名誉校董,成立“廖凯原研究中心”,为他开设了与轩辕黄帝等有关、带有明显玄学特征的选修课等等。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官网上,我找到了最近两则关于廖凯原的消息。一则消息说的是,今年7月,在规格极高的“首届中华司法研究高峰论坛”上,“廖凯原教授有力论证了轩辕是人类首位领袖、首位全科医者、首位环境学家和首位人权律师。”另一则消息说的是,今年8月,廖凯原参加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清华大学协办的“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文化研讨会”的情形,称“廖教授精确计算了我们宇宙和存在的创造与分配过程,创作了”轩辕召唤”一诗。他是振兴由中华引擎提供动力的轩辕2.0的第一人,能通过科学公式得出详细数字,也可阐释和预测现行的牛顿引擎、爱因斯坦相对论、大统一理论和标准模型宇宙学均无法阐释和预测的事物。”

有媒体就此做了调查,证实廖凯原对这四所大学的总捐款超过6亿元人民币,他开的选修课没有列入学校选修系统,而是以邮件方式另作通知。此外所谓“廖凯原研究中心”也处于“空挂”状态。

廖凯原在其论文中多次用一个图画来代表他这套跨多学科的“理论”:图画中,一个类似北京奥运会logo的“人形”手持一根棍子指向一个大大的“Q”。而在这个令人费解的图形下方,他如此解释:“”天命人”是原生孙悟空,手持如意时间棒,对我们的多元宇宙发号施令。”

据了解,廖凯是出生于印尼的美籍华裔,有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以及一所不知名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他是美国国际软件屋公司的创始人兼CEO,该公司2006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最大私营公司第167位,年收入超过20亿美元。他在美国国内也有诸多赞助行为。

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对廖凯原的“理论”还是不知所云。这其实很正常,对于廖凯原提出的什么“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KQID”……之类的概念,不仅咱们普通读者不懂,专业学者也不懂,因为这些全是廖凯原自创的“独门神功”。所谓“民科”指的正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往往除了知道一些新潮概念外,并没有受过基本的专业训练,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中,一位选修过廖凯原所开设课程的学生的感受,可能更接近大家心照不宣的真相—“总的来讲,廖是个有点疯疯癫癫但是热爱教学生也热心教育的好人。他的那些个东西有没有人信?除了他自己,包括校方,学生,他的秘书,也没有啥人相信,基本就是大家一起陪廖先生玩一下。校方为了拉赞助,学生则为了人脉和奖学金。”

不少网民认为,大学不应为吸引捐款而接受捐助人提出的太多条件,而应提高捐助门槛,维护大学声誉和尊严。

几年前,清华第四教学楼被命名为“真维斯楼”,曾引发过公共舆论对大学接受社会捐赠的“底线”大讨论。在现代大学建设中,接受社会捐赠是为了大学能够有更充足的资金,但是并不意味着“来者不拒”。如果因为接受了捐赠却无形中伤害了学校的品牌和价值取向,甚至影响学校的独立精神和办学传统,这便是一所大学应该秉持的拒绝“底线”。

这些要求在价值取向上无疑是有道理的,它们与大学接受捐款的优先顺序应当说也是一致的。提升捐助门槛,让尽可能纯正的捐款进入大学,让捐助人对学校事务的影响降到最低,这应是各大学的普遍愿望。

一般来说,国外大学接受社会捐赠,授予捐赠者名誉学位、名誉教授甚至校董身份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在接受捐赠的同时,是否会影响大学自身的独立性,往往会被纳入到考察之中。尤其是名校,往往更会爱惜羽毛。比如,美国石油大亨李·巴斯1991年捐款两千万美元给耶鲁大学,要求该校的课程设计突出西方文明,由于不符合耶鲁重视多元文化的学风,受到教授委员会的抵制,拖了4年之后,耶鲁退回了全部捐款。

然而现实情况往往不那么纯净。百分百为了助学崇高目的向大学捐助,这样的要求有点高。捐款人多数情况下会有一些个性化要求,中国和西方大学这方面的情况是相近的。所以全世界用捐款建起的大楼或实验室很多以捐款者的名字命名,一些西方大学还会应捐款者的要求开设特殊课程,如接受了台湾方面的捐款就设一门介绍台湾的专业课,或者应捐款者要求做上帝是否存在的研究,还有非西方国家捐助者要求专门给处女提供奖学金等。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德里克·博克在探讨大学接受社会捐赠问题时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接受捐赠并不意味着赞同捐赠者的观点和活动;第二,接受捐赠并不是对捐赠者良好品格的肯定。除非捐赠可能损害学校的四项基本自由,即依据学术自由来自我决定谁可以当教师、教什么、应该怎样教、谁可以被准许入学。对照“廖凯原事件”,据媒体调查证实,廖凯原对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所大学的总捐款超过6亿元人民币,但他捐钱不仅要建楼,还要教授头衔,要拉一帮老师“研究”他的理论,要开课推广他的心得。用网友的话说,“无论廖先生的研究如何怪力乱神,其实都没必要或者说不值得去深究。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谁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批发的舞台?是不是只要花那么一点出台费,便可以出卖足以影响我们三观的名校讲席?”

受批评四所大学接受了廖凯原的一些捐助条件,如果按严格的道义要求,它们应当说有瑕疵。但比起学校如果少了上亿资金对教学和师生生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去除这些瑕疵又非最紧迫的。

本报评论员 肖金

中国很多一流大学的教授连个单独办公室都没有,一些家境困难学生得不到奖学金,如果有捐助者能帮助缓解这些问题,在不违反大原则和规矩的前提下满足一些他们的“小愿望”,包括开设一门不列入选修系统的选修课“哄哄”他们,或许值得谅解。

也许我们应当相信中国大学里师生们妥善处理捐助者各种要求的能力。他们有能力在尊重捐助者和维护学校原则及理念之间把握平衡。

另外,廖凯原先生对轩辕大帝的特殊兴趣,他想对黄帝做一些现代的“科学解读”,这样的“玄学”未必就需在多元化的大学校园内被绝对排斥。是否会给它在大学思想海洋中一个“打酱油路过”的机会,大学自有强大的规律做出选择。

廖凯原的“学术兴趣”乍看上去十分荒谬,一些网民吐槽应属情理之中。但通过这件事批评四所大学的“节操”,如果是调侃,可以理解,如果是严肃的指责,就有点过了。

中国的大学问题颇多,解决问题是一个积极、但漫长的过程。中国大学总体上是培养本国人才和弘扬科学精神的主力军,因为一些事情猛踩中国的名校,显然是非理性的行为。网上一些激烈态度与社会上对名校的实际尊重常常对不上号,权当那是网上发泄情绪的一种表现吧。(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原标题:单仁平:北大清华对捐款人的回报很丢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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